未婚妈妈起诉深圳卫健委：没有结婚，为什么就用不了生育险？

首先明确几个基本信息：

生育保险是什么？

根据《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生育保险包括生育医疗待遇和生育津贴，前者主要承担生育产生的医疗费用，后者按本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为产假工资。最高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1%。案件中李梦本应获得的生育保险报销约为7万元。

非婚生育指什么？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没有就非婚生子女作出明确的界定也并未提及非婚母亲的权益，仅对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再次做了强调¬——“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一般司法解释认为，以非婚同居关系认定的当事人不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

案件争议之处其实就在于——李梦作为非婚母亲是否有资格申领生育保险。

深圳市卫健委书面回复，根据当时实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子女属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办理生育保险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因此李梦不在生育保险待遇对象范围。庭审中，卫健委方认为，条例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及计划生育法提倡“优育”，都是对于非婚生育不符合政策的证明。

但李梦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保险法》并没有区分未婚生育和已婚生育，未婚女性也和已婚女性一样缴纳生育险，但出现未婚生育情况时就不报销生育保险是不公平的，一些独立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可能会在经济上很困难。另外，国家医保局印发的《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领取生育保险材料所需材料并不包含结婚证。

实际上这也不是全国首例非婚母亲争取生育保险案了。2017年7月，上海非婚母亲张萌（化名）申领生育保险金遭拒：由于张萌未能提供婚姻状况证明，浦东新区金杨街道办事处不予开具计划生育情况证明，上海社保中心则以材料不全、且无法补齐为由拒绝为张萌办理生育保险申请。2017年至2019年，为申领生育保险金，张萌先后起诉街道办和上海社保中心，历经三次败诉，后向上海高院申请再审被驳回。据张萌转述，上海高院法官在2019年11月的再审听证会上表示，由于上海本地法规要求生育保险待遇与计划生育挂钩，且法院无权审查政府规章，建议她推动上海市人大修法。

2021年初，上海市曾短暂放开申请。但到2021年4月又现拒绝案例。2021年3月，张萌的生育保险金已成功到账，但诉讼以失败告终：其后向上海检察院提出抗诉被驳回，2021年1月向最高院提出申诉亦失败。在北京市，首例非婚母亲争取产假工资案再审申请2021年12月被驳回，正继续申请检察院抗诉。

就事论事，其实本案仅仅只涉及非婚母亲生育后提取自己按要求缴纳的保险金时的歧视性待遇消除的问题。实在是为知乎本题下的观点氛围汗颜。非婚同居目前大量客观存在，因非婚同居引发的社会问题无法自身化解，而我国家庭法缺失，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相关立法呈现空白。

“在保证婚姻第一位性的前提下，对非婚同居的确认也是对现存家庭关系保护局限性的一种补充。同时，由于两性关系的社会性，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家庭领域的自治从来不是绝对的、任意的、不受限制的，自治和管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私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非婚同居法律机制的构建应以自治和管制的关系为线索，公平合理地维护同居者的合法权益。”这是学界普遍的观点。

瑞典早在1969年的《司法部业务议定书摘要》中就废除了过去对非婚姻关系的同居制度所采取的种种歧视性的态度，认为未来的婚姻立法应针对各种不同的同居形式保持中立。在1981年12月，“家庭法修改审议会”进一步指出：

“以前成为处罚对象和社会偏见牺牲品的非婚同居，也是一种应该得到尊重的生活方式。在每个人都获得了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的现代社会，为奖励人们结婚而采取的遏制保护非婚同居的立法、支配人们生活方式的措施之意义已经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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